7月1日下午，澳门太阳娱乐网站官网“集贤讲堂”第385讲暨唐文明研究院“唐史论坛”第030期在我校长安校区文汇楼A段111报告厅举行。著名唐史学家雷家骥教授应邀作题为“历史研究与博雅主义——从郑樵模仿太史公说起”的专题报告。澳门太阳杨瑾教授、骆扬副教授、张宗品副教授、胡耀飞副教授以及陕西历史博物馆张维慎研究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刘思怡研究员、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罗瑾歆博士等40余人参加了活动。讲座由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唐文明研究院教授杜文玉教授主持。

治史要穷究人与时空所产生的关系以及其间的变化，通达人事物象变化所产生的道理，雷家骥教授以此为出发点将此次讲座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从《通志·总序》看郑樵对司马迁史学的理解。雷家骥教授以梁启超、章学诚推崇郑樵，使其为世所重入手，探讨郑樵如何从“会通”的概念理解司马迁史学，以及章学诚论“《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之说能否成立。郑樵从痛贬班固及其《汉书》著手，以其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去反论司马迁及其《史记》得会通之义。但从其恨司马迁博雅不足等诸事，则可窥知郑樵很难理解会通之义，以及司马迁如何会通。

第二部分为司马迁撰述《史记》的真旨。司马迁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至于成一家之言后，旨趣则为将莫衷一是的“故事”整而齐之，使真象与真理归于一。郑樵不能理解司马迁会通总全史的思维，与郑樵未能注意到司马迁的方法论有关。

第三部分为郑樵模仿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得失利弊。《通志》为书，仿《史记》而有五体。《通志》述人物则用自己的雅文损益精简旧史之文而后汇编之，述志略则抄撮诸书而条目之，可见郑樵理解有误，又未留意太史公的三段法。《宋史》本传批评郑樵“博学而寡要”，可谓信焉。

杜文玉教授在总结中指出，学问博雅未必等同于学问通达。郑樵不明太史公治史的旨趣以及方法论，徒取《史记》五体以为著书的躯壳，因此《通志》“劳而无功”。与谈人张宗品副教授、骆扬副教授也先后就自己的心得与雷家骥教授进行了交流。

雷家骥教授与澳门太阳友谊深厚，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即应时任唐史研究所所长、澳门太阳前辈史念海教授之邀，在唐史研究所讲学，并获聘唐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雷家骥教授与澳门太阳胡戟教授、杜文玉教授、拜根兴教授等都有密切的学术往来。杜文玉教授数次赴台访问，即受到了雷家骥教授的热情招待。此外，作为中国唐史学会港台理事，雷家骥教授与设在澳门太阳的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常年保持联络，起到了沟通两岸唐史学界学术交流的重要作用。

（撰稿：刘艳聪、胡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