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晚，“太阳成集团tyc7111cc古籍所成立40周年系列学术讲座”第九讲在文汇楼A段409会议室举行，南京大学文学院程章灿教授作了题为《石刻文献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视野》的专题讲座。讲座由黄寿成教授主持，古籍所周晓薇、王雪玲、张宗品、吕东超、葛洲子、翁彪等老师，文学院杨晓斌老师以及西北大学等校内外师生90余人聆听了本次讲座。

程章灿教授师承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三位文史大家，学术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石刻学、中外文化交流史、古籍整理等多个领域，视域极广，成果斐然。值得一提的是，程章灿教授从1989年至今，坚持研读石刻文献，写下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论著。本次讲座，他从何谓石刻文献、何谓新材料、何谓新视野、石刻文献研究方向的思考等四方面，分享研究石刻文献的成果与心得。

程章灿教授首先指出，石刻文献由“石刻”与“文献”两个概念组成。所谓“石刻”，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将之分为墓碑（地上）、墓志（地下）、刻经、造象、题名题字、诗词、杂刻七类，清人叶昌炽《语石》分为碑、石经、子书小学、封禅、诏敕、符牒等四十三类，而程老师则认为依据内容差异，石刻同样可以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進行分类。“石刻文献”的媒介复杂，有石本、拓本（包含照片）、书本（包含文本、电子数据库）三种类型。石本作为文物本身，具有可访、可观、可展示体验的特性，拓本有可以收藏品玩的特点，书本则包含阅读检索、复制粘贴的便利优势。因此，程老师认为石刻文献实际上涵括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双重性质，除了当今广为学界利用的新出土石刻文献之外，载录石刻信息的古代金石学著作诸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等则属于传世石刻文献，既有写本特点，亦有拓本特点，既有物质性，也有文字性。因而所收石刻的原石、拓本虽或已早佚，但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对于新材料，程章灿教授指出不应狭隘地局限于新出土材料，亦应重视传世的新材料。他以历代刻工研究为例，列举新出土唐代《邵建和墓志》记载志主与柳公权的交际关系、唐代九位著名刻工的姓名以及邵氏本人的家族情况与居葬地信息，指出其对研究唐代刻工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而传世《昆山见存石刻录》（《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九册）所载《唐汝芳墓志》《明故唐处士伉俪墓志》等昆山唐氏墓志，记载了明代刻工世家五代人的家族详情，虽未见原石，但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与研究价值。他指出，石刻文献有新旧融合的特点，在“原始性”的石刻文献之上，亦存在“衍生性”的石刻文献，诸如古人的石刻题跋、考史文章、感怀碑刻的诗文以及阅读碑文的校勘记等等，既是学术史资源，从另一角度来看亦是石刻文献资源，对于文史研究意义非凡。这些著作的积累总量宏富，但整理利用有限，是今后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程章灿教授将石刻文献研究的新视野分为史料学研究、史学研究、文化视角研究三层次。在第一层次中他格外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称为新时代的“访碑”。存世石刻有未见载于书本者，至今仍散落于山间野外，有待发现研究。而已载录于古代金石录的石刻或称“漫漶”者不一定漫漶，或谓“亡佚”者亦不一定真正亡佚，因此鼓励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石刻史料。第二层次则提倡从书籍史、民俗史、社会史等传统史学较少涉及的角度拓展石刻文献研究的广度。第三层次“文化视角”包含物质文化与图像文化两部分，应从石刻的石料来源、石工石质、拓本纸墨材质特性等等层面开展新的研究。总而言之，石刻文献相较于纯书本文献有其特殊性，石刻文献研究需要采取跨媒介、跨文本、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理念，才能取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当前“新文科”的发展作出贡献。

程章灿教授的讲座例证典型丰富，语言生动风趣，深深吸引着听众。他在系统理论构建之上，融入前沿的研究视角与个人思考，拓展了与会师生的学术视野，对从事石刻文献研者有着重要而实用的指导意义。在互动环节，两位正在进行石刻相关研究的同学分别就研究过程中的疑问与困惑向程老师请教，程老师结合多年研究经验一一作了令提问者满意的解答。正如黄寿成教授在讲座的总结中谈到：程老师的讲座不但解答了令他疑惑许久的问题，也使听讲者受益匪浅，更对学界相关研究有深刻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