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陕西省学位办公室、陕西省教育厅和我校联合举办，我校研究生部组织实施，澳门太阳娱乐网站官网承办的2011年“西部大讲堂•历史学论坛”第三场报告圆满结束。7月12日上午9:00—11:30，西北大学校长、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方光华教授在雁塔校区崇鋈楼学思堂为大家做了一场题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展望》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我校原校长、著名先秦史专家赵世超教授主持。

首先，赵世超教授对我校西部大讲堂与方教授的渊源以及方教授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成果作了简单介绍。随后，方教授以当前某些高校出现的“国学热”或“古典学热”现象并由此引发的“国学是否可以成为独立学科？”等问题的讨论为切入点，结合去年国务院学位办进行的学科调整这个背景，阐发了对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进行的一系列思考。他认为，当前之所以会出现关于“国学”研究的热烈讨论，其思想背景是受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自觉”思潮的影响，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具体有以下三个原因：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识到，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所面临的窘境（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缺乏严谨性；而有的哲学研究者则认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思维层次不够。）二，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历史中的知识群体，与劳动者、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并列举当前知识分子研发的高新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的实例来说明此问题；三，研究者们认识到历史的积累既表现为物质文化遗产，也表现为精神文化遗产，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与历史中的思想创造有密切的联系。

方教授指出，20世纪，学者们对于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与对中国物质生产生活历史及社会组织历史的研究相比，显得非常薄弱。但是一些先贤，如胡适、章太炎、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即中国思想史，并不局限于儒家经学，诸子和宗教思想乃至关于科学与科技的思想都属中国思想史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除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外，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开拓出与考古学深度结合、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思想观念比较、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深度结合等多种新方法。方教授认为，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除了继承和发展先贤的研究经验以外，还需要结合时代发展新特点、新内容，探索新的研究路径。

在以上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重要性论述的基础上，方教授进一步阐释了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和如何开展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具体分为三个方面：

一、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方教授指出，我国古代有良好的思想学术史研究传统，著作如《庄子•天下篇》、《六家要旨》、《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但是与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论化程度相比较，中国古代关于此方面的论述还比较模糊，直到19世纪末，随着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经验法、归纳法等学说的传入，中国的学术观念才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学者认识到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具有高度的整合能力，但是在具体分析、理论概括等方面存在不足，抽象的、思辨的、精密分析的能力比较欠缺，高度自觉意识不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侯外庐等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侯外庐先生认为从现代人的眼光看，中国思想史研究至少包括世界观、逻辑思想、社会意识三个层面。同时，方教授还提到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在此方面的探索和突破，如葛兆光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不仅是研究精英分子和经典文献的思想还有特定时代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二、加强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方教授首先回顾总结了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业已成熟的几种方法，即哲学诠释的方法、社会史的方法和学术史的方法。运用哲学诠释的方法最典型的思想史著作就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掌握此种方法首先要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另外还要熟悉掌握西方哲学理论体系，虽然时贤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金岳霖等对此也提出了质疑，但是哲学诠释方法却对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提供了新思路，使学术界耳目一新，冯友兰先生就是在此种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下写出了《中国哲学史》，之后，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诸先生也进行了探索，包括当前一些学者也利用西方哲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思想史，因此，方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之外，侯外庐先生提出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即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此首先要准确的了解社会史，在社会史研究中搞清社会经济形态是关键，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侯先生认为贯通思想史和社会史，需要找到两个结合点：第一个结合点是社会思潮，因为社会思潮是时代主题的反映，因为某一学派及其思潮是在对特定时代主题的思考和回答中形成的；第二个结合点是法典，侯先生认为法典是思想、制度统一最好的表现形式。方教授认为，将社会史与思想史进行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见之一， 它不但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建立提供了基础，也为科学的解释中国思想学术史，挖掘思想背后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依据。方教授指出，除了通过研究经济运动来了解社会史之外，近些年一些学者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如研究社会生活史、文化史，为了解社会史提供了新空间。方教授认为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传统、成熟的方法，因为历史上所有思想都是具体学术背景下的产物。而中国思想史最典型的特点是连续性，因为中国古代众多思想家都是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阐发自己思想的，所以通过学术思想比较可以使某一思想家的思想更加明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更多的学者开始反思中国思想史研究脉络，中国学术史研究成为该时期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潮流，张岂之先生领导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在学术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同时，方教授对当前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存在的不足具有明确的认识，他指出，当前思想史和学术史结合方面的理论提炼仍然不足，特别是当考古学、人类学等的渗入并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因素后，中国思想史研究面临一些挑战，因为这些与以往思想史研究中的虚上概念所不同，所以探索学术史中这些新内容与思想史结合进行研究的新思路是现在努力的方向。方教授认为不管哪种方法都要依托于对思想史核心概念和演变历程的深入研究，所以哲学谱系很关键。他认为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者看到思想背后深厚的学术土壤，可以纠正一些习以为常的误解，他还建议喜爱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同学们可以从学术史研究方法入手，探求新知。

三、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反思境界。方教授指出，中国古代学者注重将历史研究学术活动与自身生命成长和时代统一起来，并对此举出多例加以说明，如两汉时期由于儒、道两家对当时社会发展的思考和认识的不同导致对先秦历史人物认识的不同，可见时代主题的推进导致了历史认识的多样性，历史认识的多样性又深化了对时代主题的观察。19世纪—20世纪，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 于20世纪形成了三大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守成主义），但是无论哪种思潮都与时代特点紧密相关。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柳如是别传》）同样体现了较强的时代性。基于以上的思考和认识，方教授认为历史研究具有时代属性，历史研究与时代属性的内在的完美的结合是历史研究成熟的标志，所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尤其需要重视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取决于每个时期所出现的关于文化问题的各种不同认识的调和和融合，所以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发展证明，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活动和成果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1.确实解决了某个重大问题或推进了某个重大问题的解决；2.具有明确的方法论程序；3.必须具有对文化的洞察，研究活动必须体现研究者的文化感悟。方教授指出尤其是对文化的洞察更能震撼人们的内心，因此当今研究者需要在认真学习前辈学者文化洞察思路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文化反思能力。方教授的讲座不但为大家梳理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脉络，还就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坚持原则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发人深思，使大家受益匪浅。

接下来，方教授与大家进行了互动交流。

最后，赵世超教授进行了精彩点评。赵教授认为方教授的报告内容丰富，既介绍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基本内容和方法，又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今后发展的方向及衡量研究成果的标准方面提出了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其中比较突出的介绍了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侯外庐学派的研究内容、方法和成就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赵教授用“高屋建瓴、融会贯通、左右逢源、引人深思”对方教授的报告进行了整体概括。同时，赵教授还谈了四点感受：一，研究方法很重要，要高度重视研究方法的运用；二，研究者一定要独立思考，要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三，学术研究要关照现实，发挥现实作用；四，中国思想史研究要坚持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撰稿：靳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