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下午，集贤讲堂第365讲在文汇楼C段217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进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杨海峥教授做了题为《书籍之路——“汉籍”的外传与回归》的学术讲座。古籍所王雪玲老师担任主持人，黄寿成、张宗品、吕东超、翁彪老师与谈，学院师生及校外人员近300人参加此次活动。

讲座伊始，王雪玲老师回顾了黄永年先生在北大讲学的经历，并介绍杨海峥教授的学术经历与研究专长。杨海峥教授主要从事古文献学和先秦两汉文献与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尤其在海外汉籍整理与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曾多次访学美国、日本，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日本早稻田大学古籍文化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美汉学发展与汉籍收藏的关系研究》首席专家。出版有《日本史记研究论稿》、《汉唐〈史记〉研究论稿》等专著；整理点校日本著名汉学家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

杨海峥教授首先从文化交流意义出发，指出书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书籍传播即文化的延伸。杨海峥教授同时对基本概念予以厘清，指出“汉籍”概念源出日本，现分三类：流传在外的中国古籍；外国人翻刻的中国古籍；外国人以汉文书写的古籍，即日本目录书所谓“准汉籍”，其出版地域不限于中国。“海外汉籍”定义则有广狭之分，广义指海外存藏的汉文书籍；狭义则指海外保存的中国古代文献。此后，杨海峥教授指出汉籍东传可以追溯至八世纪初，此阶段中日汉籍交流依赖朝鲜中转，表现为中国单方面的输出。中日之直接交流则始于七世纪，日方遣西海使，涌现出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著名使者。此阶段中日文献交流规模扩大，包括佛籍、外典等大量文献，日人开始进行编目工作，有《将来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目录书。伴随汉籍流布，中国文化在日风行，七世纪时圣德太子编《十七条宪法》中出现了本于中国经部书的“和为贵”“上和下睦”等条目。八世纪之和歌集《万叶集》，其标题、序文以汉文书写，内容则呈现出《离骚》和《古诗十九首》的影响。至此阶段，中日书籍交流皆为写本。

平安时代后期，北宋刊本开始传入日本，983年日僧贡书，宋太宗以新雕《大藏经》回赠，系宋刻本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十三至十六世纪，禅宗在日大盛，日本僧侣成为汉籍东传的主力，中日书籍交流以互赠、贡赐为主。进入江户时代后，伴随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汉籍买卖蔚为大宗。晚清以后，日本学者则因学术需求在中国访书，汉籍善本东传极大扩充了日藏善本数目，并涌现出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等众多学者、藏家。

杨海峥教授在讲座的第二部分介绍了汉籍西传情况。汉籍西传较晚，始于大航海时期，主要传播者为来华传教士。欧洲人以鉴赏心态对待汉籍，且缺乏汉文释读能力，故外流汉籍多为插图本，并出现“中国字母表”等误读现象，体现出欧洲本位的特征。万历以后传教士来华，辞典、童蒙书籍进入欧洲贵族阶层。与此同时，欧洲人开始释读满汉文献，由此促进欧洲汉学兴起，涌现出以沙畹为代表的第一代学院化学者，欧洲各大图书馆开始大规模收藏汉籍，且多敦煌写卷等稀见资料，催生出高罗佩、伯希和等著名学者。同治年间，清廷向美国赠送经部、医书、农书三类共十种书籍，后容闳向耶鲁大学赠书千册，创立全美首个汉学教席，哈佛大学接踵其后。光绪三十四年，清廷向美国赠送《古今图书集成》。一战前后，通过美国官商的汉籍搜求，形成了普林斯顿、美国国会、哈佛、哥伦比亚四大汉籍收藏重地，汉籍收藏重心转向美国。欧美的汉籍收藏动因，呈现出“传教—商业—外交—学术”的变化历程。

杨海峥教授总结指出，汉籍外传渠道多样，主要以购买搜求、官私赠送、带出国外，掠夺偷盗等，可以说交流与掠夺并存。

杨海峥教授在讲座最后讨论了汉籍的回归情况，指出汉籍回归对中国学术有滋养之功，如《四库全书》著录日本汉学家山井鼎以足利学校藏汉籍著《七经孟子考文》，《提要》称赞其“足释千古之疑”，阮元并以此校《十三经注疏》。针对古籍的回归方式，杨教授以刘半农、董康、王重民等抄录、摄影敦煌写卷的经历，提出“再生性回归”的概念，指出海外汉籍的回归可考虑影印方式，需要加强甄别，比勘版本，选择复制国内孤本、未藏本，以期为学术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讲座结束后，参会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黄寿成老师回顾了《唐会要》整理中以日藏本补全完帙的情况，指出海外汉籍研究对古籍整理工作意义非凡。张宗品老师、吕东超老师指出“再生性回归”思路的进步。翁彪老师就古籍善本观的外传问题与杨教授进行讨论。最后，王雪玲老师指出汉籍回归是学术问题的直接面向，是未来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本次讲座在友好地学术畅谈中结束。